Mark Tanner
Mark Tanner
11 九月 2019 0 Comments

作为生机勃勃的英国首都,伦敦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它是世界文化之都,是仅次于纽约的私人财富第二高的城市;它拥有四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城市之中的五星级酒店数不胜数。基于客观数据,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伦敦是“世界之都”。然而,它的房价却仅与中国三线城市厦门差不多。

半个地球以外,横跨美丽的普吉特海峡和华盛顿湖的西雅图拥有亚马逊、微软及各大科技公司总部。不少人认为,这些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将城市房价提升到了“功能失调”的水平。由于房地产成本过高,微软承诺提供5亿美元帮助缓解当地房价危机。可是,西雅图的房价其实与中国二线城市杭州类似。

虽然收入水平是影响中国消费者行为的一大重要因素,但如果忽略房价对消费者财富指数的影响,那就大错特错了。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曾指出,大约90%的中国家庭拥有一套住房,其中80%没有贷款。虽然股票价格可能在不影响消费者情绪的情况下暴涨暴跌,房价的涨跌却与消费者行为直接相关。

西方许多经济学家把中国人的收入水平视为比较中国消费者与其它市场消费者的重要指标,却往往忽略了中国消费者及其上一代房产升值带来的财富增长。许多人都听过中国消费者“花一个月的工资买一部iPhone手机”或“花三个月的工资买一个手包”的故事,却未曾想过,这样的消费习惯与消费者收入的关系,其实并没有与消费者或消费者父母的房产财富增长的关系来得紧密。

政府在保持房价“可承受”的同时,通过支持房价增长,继续推动消费驱动型经济的发展——这无疑是一个难以达到的平衡。面对经济放缓的挑战,中国一直以来在拉动杠杆保持房价上涨。政府拨款300亿人民币(约42亿美元),提高从农村迁入城市的吸引力,推动经济增长。

低线城市经济体及其房价一直以来受益于政府推动低线城市增长、缩小中国城市差距的举措。汽车、快消品等品类在低线城市增长较快、竞品较少。然而,两周以前宣布的“将国内经济活动集中在中心城市及中心城市群”的消息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回到北京、天津、河北三省、长三角地区及广东、香港、澳门大海湾地区。

当然,这些中心城市及城市群的贡献确实不容人们小觑。长三角地区的江苏省GDP总值已接近澳大利亚,成为中国第一个GDP超过9万亿人民币(约1.26亿美元)的省份。本月末即将公布的广东省GDP预计将达到更高的数额。中国现有17个城市的GDP超过1万亿人民币(约1400亿美元)。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城市都是能够与一整个国家相媲美的市场——品牌也确实应当像对待国家一般对待这些市场,为它们量身定制不同的市场策略。基于不同的城市情感及功能偏好,信息、渠道、产品形式都应当尽可能地本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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